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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三年天津粥厂大火纪实

    惨剧是怎样酿成的

    这场巨灾,事发突然,却并不偶然。在这个看似偶然的突发事件背后,其实隐藏着许多必然。酿成这样的惨剧,是由各种因素所促成的,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。

    面对大量灾民和城市贫民的存在,封建统治者为了避免政治动荡,维护社会稳定,不能不采取一些救济措施,这当然是一件好事,是值得肯定的。但封建政权不可能思虑周详地顾及贫苦群众的安危。因此,好事并不一定能办好,甚至可能引来一场灾祸。就拿“保生粥厂”的建筑来说,本来是借用大悲庵的房舍,后来灾民众多,不敷应用,便在旁边搭盖一片临时“篷寮”。“上系篾席盖成,外墙范以芦苇,里面彼疆此界,仍以篾席间之。……南北棚后,各留一通道,以为进出之地,计一人独步则宽,两人并行则隘。”(1878年1月25日《申报》)

    谁都可以想到,如此地狭人稠,通道窄隘,一旦发生火警,后果可想而知。可是,如此隐患四伏、危如累卵的生存环境,主事者既无任何预案,也不采取起码的防范措施。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人的生命的漠视,是封建官僚政治的本质体现。

    粥厂的管理十分混乱。火起时,竟然看不到一个委员、司事的身影,除了煮粥、分粥的工役以外,当时只有一个看门人在场。可是,当人们踉踉跄跄地挤到这扇唯一可以逃生的大门边时,这个看门人竟然做出了一个绝对无法饶恕的举动:坚决不让人逃出门外,而且“将门下钥”,彻底切断了一部分本可以逃离火海的人的生路。

    如果脱离历史环境,人们是很难想象这个看门人为什么会采取如此丧心病狂的做法的。原来,官府对待灾民,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戒备心理,很怕灾民为争取最低生存条件而闹事。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下,粥厂灾民是不能随意出入的,出入有定时,或鸣锣为号,或击梆为记。看门人不让人逃出门外,大概就是根据这个规定。

    大火烧了一阵之后,分管粥厂的筹赈局会办、长芦盐运使如山,津海关道黎兆棠等终于赶到了现场,二人“覩二千余人死状之惨,泣下如雨”,“相与莫可如何而已”。(1878年1月25日《申报》)稍后,当时称作“火会”的消防队赶来救火,救出的三四百人大概就是他们的功劳。这时恰好有一只兵船经过,士兵用船上的“洋龙”救火,不料因为取水问题,“火会”与士兵发生冲突,相互“追奔逐北”,士兵“遗弃洋龙各器而逸。”(同上)这虽是一个小插曲,却十分典型地折射出那个社会所特有的时代特征。

    灾后官方的应对之策

    一方面确实感到事态严重,责任重大;一方面也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,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事件发生后的第九天,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,报告了这件事情。奏折虽然请求对直接责任人该厂委员吕伟章、丁廷煌“一并革职,永不叙用”,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负领导责任人员像前面提到的如山、黎兆棠及天津道刘秉琳等,“分别议处。”但又强调官员们“飞驰往救”,“救出食粥大小人口甚多,其伤毙者亦复不少,一时骤难确计”。(《津郡粥厂起火事故分别参办并自请议处折》,见《李鸿章全集·奏议》)显然使用的还是官场惯用的“弥缝搪塞”的故伎,企望“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”朝廷迅速作出反应,除责令李鸿章等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外,要求对包括李鸿章在内的相关官员一律“交部议处”。(《清德宗实录》卷64)实际上这时的李鸿章,正是“内政外交,常以一身当其衝,国家倚为重軽”(《清史稿·李鸿章传》)的“股肱之臣”,所以,所谓“交部议处”云云,只不过是应付社会舆论而做的表面文章,以后便不了了之了。不仅如此,相传黎兆棠是慈禧太后的干女婿,在下旨“交部议处”后不久,就发布了升任直隶按察使的消息。所谓责任追究,就在惩处了两个厂务委员后偃旗息鼓了。

    平心而论,灾难发生后,地方政府也确实做了一些善后工作。例如,组织慈善机构“泽济首局”收殓罹难者的尸体,发动社会捐助,对受害者给予抚恤等,但是,也有一些做法,是未必恰当的。例如,为了害怕发生类似事件,竟关闭了天津的所有粥厂,饥民发给高粱一斗五升,统统遣散。原来藉粥厂勉强度日的数万饥民,再度流落街头,“鹄面鸠形,目不忍睹”。不少人贫病交迫,冻饿而亡。这种因噎废食之举,引起了社会的强烈震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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